现代化流通能力既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世界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连通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流通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大生产，需要现代化的大流通。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自由便利的现代流通经济圈。按照区域内现代流通导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一般可划分为五种：优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或经济共同体。其中，自由贸易区是各国采用最多的形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或条约，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及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通过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等共同认同的政策，加速区域内商品和要素自由便利顺畅流通。爱尔兰香农开发区是全球最早的自贸区，它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免税工业区和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设立的北美自贸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自贸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欧洲联盟，其实质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获得区域内商品、货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通，全球近2／3的贸易在欧盟区域内完成；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是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组成，其所覆盖的接近23亿人口、25.6万亿美元的GDP、10.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均占全球30%左右。

各国为了在特定区域的顺畅流通中，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效用的最大化，以某种形式的让渡、以虚化国界或部分淡化国家主权，换得现代流通的更大自由和权益，已经成为现代流通国际化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成为地缘经济关系演化的内在动因。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导航系统、超算能力、数字贸易、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等，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通，其中的重要表现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载体的现代流通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使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大幅度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可能。从当前全球各类自贸区看，如果既定目标可以实现，2030年将出现全球最大的自贸区——APEC，届时它将覆盖全球近40%人口、60%经济总量、48%贸易总量。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组织、配置全球资源的现代流通头部企业。每一个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成熟的跨国界现代流通组织的载体，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采购体系、全球营销体系、全球研发体系、全球比较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制造基地等组织运营，其产业内交易体系构成了现代流通一种重要形式。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海外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采取总部经济模式，然后在全球成本最低、市场潜力最大、盈利前景最好的国家或地区设置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财务结算中心、营销服务中心；或者把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若干环节进行外包；或者推进公司组织管理本土化、职业化和多元化；或者吸纳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具有领先水平的全球产业链和完善的全球产业系统，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现代流通中，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从而形成企业基于现代流通竞争力的价值流。

由于跨国公司具有组织全球现代流通的能力，其未来必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随着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经济形态的演化，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模式，即由过去企业与企业通过外部贸易的跨国分工，转向由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掌握核心技术和能力，实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布局，产品以生产国（地区）为原产地向全球进行营销。跨国公司开展的国际化大流通，是加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推动商品、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素加快流通的过程，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这就使货物和资源跨国界流通日益增强，使服务等无形商品和资产的跨国界流通日益增强，也使不同国家的市场日益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跨国公司的连锁经营是跨国流通的重要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将原来垂直链条型的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网络型的组织结构。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连锁和自由连锁三种形式，实现流通组织结构的网络化，降低企业规模扩张成本，加速了资本和资源的集中过程，大大提高了流通企业的组织化、集约化程度，实现了规模化经营、科学化管理和标准化服务，从而达到了经济学所追求的效用最大化。

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现代流通中以平台为载体形成的市场集成。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作为现代流通的一种组织形式，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链接力，成为融入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毛细血管”，改变或重塑着人们和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模式、行业形态和商业业态，传统产品、传统交易、传统服务和传统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随之发生了极大改变。

信息作为无形要素进入流通，不仅加快了流通的速度，而且逐渐创造出若干崭新的生活场景，同时分离出独立的、大规模流通和超速度传输的数据流，成为形成现代流通颠覆性变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基于互联网并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链接的流通组织形式，实质上是在数字平台上组织现代流通并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总和的一种呈现，是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虚拟市场。

互联网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突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开始趋向在信息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若干行为主体，传统的代理人、代理商、代理搜寻信息的工具逐渐失效，计算机程序替代了原有的选择方式，若干个体经济行为的选择，构成了没有边界限制的无限网络空间。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产生后，交易信息最密集、交易参与者进入门槛最低、交易空间最大的场所出现了，形成了若干生产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现代流通中基于虚拟平台的市场集成。

平台经济虽呈爆发式增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平台上存在的市场秩序问题，如市场失灵、恶性竞争、道德风险和公共安全等。头部平台型企业具有市场参与者和组织者双重身份，虚拟平台越大，辐射范围越大，交易额越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维护虚拟市场与实体经济链接的责任就越大，平台型企业本身对平台用户就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于是平台经济治理就必须依靠公共规制和私人监管双重力量。

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

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万物遥感、万物可视、万物智能时代的现代流通。任何一代互联网技术，一旦其交互方式或频率实现颠覆性突破，就意味着数字化程度和数字经济成熟度的提升，就必然产生大规模商业价值，引发现代流通方式的渐次变革。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共同构成的人工智能为基础，以5G、6G和卫星导航系统为物联网链接的基础设施，实现以即时化、低时延、高频率为特征的万物互联、万物遥感，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量子计算、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引入并发挥正向作用，万物可视、万物智能将逐步实现。

在由此基础设施形成的现代流通中，制造业的产业路由器、区块链技术可以将万物遥感变为现实，通过实时连接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收集流通全过程中每一个流通环节的数据，形成产业互联网的超级节点和关键枢纽，完成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效智能对接或链接。当这一颠覆性变革完全实现之后，传统互联网平台形成的市场集成，或将逐渐成为最初始的互联网经营业态，原来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使若干实体制造业、实体商业店铺衰亡，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将使之再度复兴。

传统消费互联网完成人与信息、人与商品、人与服务、人与人的连接，本质上是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场景或商业业态，如网上店铺、无接触服务、移动支付等。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则以不断升级迭代的互联网等作为承载体，通过信息遥感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技术，保障各类可能产生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化连接，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构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进一步实现了物的链接、设备与设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联，以升级的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赛博系统等为推动力，引发了全球交易与分工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对于国际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分工程度高的产业来说，这些很难在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条生产线上一次性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

全球供应链体系

全球供应链体系——以现代物流为支撑的全球经济布局与“端到端”跨境服务中的现代流通。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是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产业全球化、要素流通配置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物流技术应用与信息化改造，实现了企业内物流现代化和国内物流体系的构建。

全球供应链系统呈现链状、树状、双向树状和星状等结构，如果未来实现万物可视与万物智能，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体现为这些结构交织复合的状态。全球供应链的链接关系，将超越国界线，超越地缘政治，超越产业链上具有垄断地位者的垄断权力，超越意识形态，也超越那些具有产权关系的归属关系，具有极强的粘性、弹性和韧性。全球供应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巨系统，在区块链、量子通信、元宇宙等技术没有得到应用之前，对于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上的所有企业和环节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清晰地掌握供应链上的全部参与者。因此，全球供应链一旦断裂，如果不能迅速重新链接，就必然使链条上或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遭受损失。而这种损失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逆的，是难以依靠任何一国、一方、一个企业、一个个人来挽救的，既难以在短期内重构原有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构新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全球现有的供应链体系是战后几十年在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正常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原有体系中原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产生的和合鸣共振，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的注脚与产物。全球供应链体系是在世界充分开放条件下，率先由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形成的内部交易结构的支撑体系，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的支撑体系。因此，全球供应链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现代流通的内在规律要求这个体系的流通必须顺畅、高效、无堵点。在全球供应链体系这个链条中，参与者之间联系越顺畅，分工越细密、越专业、越分散，现代流通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就越大。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构建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提升经济连通性的跨国流通的大格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互联互通成为以“五通”为核心的现代流通。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要保障，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优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布局，走出一条跨国共建现代流通体系、提升经济连通性的崭新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五通的核心是“流通”。共建“一带一路”的“五通”，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总和效率和集成效应的“大流通”，将极大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共建国家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促进形成便利、自由、高效、顺畅的跨区域与地区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以造福更多共建国家和人民。

（1）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为共建国家相互开放、构建现代流通经济通道、走廊、渠道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2）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相互交织的时空，彻底抛弃基于零和博弈思维形成的地缘关系。

（3）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世界贸易新增长点。

（4）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演化的资本流通优势，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更具透明性和合理性的金融体系。

（5）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为共建“一带一路”、形成高度开放和顺畅的现代流通圈构筑社会根基。

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革命已经开启，各国构建的跨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远远超过日益落后的分割的基础设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转化为全球共识、全球行动、全球共同描绘的壮美蓝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随着互联互通的建设与完善，现代流通将再次把全球经济链接为一个整体，以构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布局，取代被人为割裂的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断裂带，符合共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互联互通也将使地缘关系为之改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中国过去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单向度开放、以国内为主的区域布局，重塑地缘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大棋局，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和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新空间布局。

协调全球流通的组织者

协调全球流通的组织者——流通规则标准的制定与仲裁。流通是一种解放、是一种开放、是一种冲击力、是一种推动力，又是一种内生力量，它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范围，并不断对阻碍其流动的各种规则和制度进行扬弃，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存在方式不断进行改造。现代流通的“游戏规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联合国宪章》，制定和维护国际流通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年形成的国际共识、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等，共同构成维护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的世界体系，在国际化大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推动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更加自由便利地跨界移动、合理配置与相互融合，大大强化了国际组织的地位，要求其建立可以实施的普遍性原则、规则、标准和制度，构建对参与全球现代流通大循环的国家行为、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机制。国际社会参与现代流通的成分、结构与交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传统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继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涌现出大量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公约。组织全球更高水平、更快速度、更高收益的现代流通，需要形成全球共识、全球规则、标准和共同遵守的国际仲裁。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不仅表现在国际组织数目的增长上，更体现在国际组织范围扩大形成的无数适应流通的规则与标准上，它早已冲破初创时期的地域、领域局限，活跃在当今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 陈文玲